Tuesday, April 8,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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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nt to get married or have kids? Companies hiring in China are being warned to stop asking

Female job applicants in China, which is trying to raise its birthrate, have long been discriminated against by employers who ask about their marriage and childbearing plans.

Several Chinese trade unions have issued notices to companies to stop asking female job seekers about their marital and childbearing status, as women concerned about discrimination at work resist government entreaties to boost the national birth rate.

Requiring job applicants to declare their marital and childbearing status has long been seen as a way for Chinese employers to avoid hiring women who plan to get married or have children in the near future.

Employers “shall not further inquire or investigate the marriage and childbearing status of female job applicants,” read a notice from the state-backed trade union of Hunan province in central China that was posted last week around International Women’s Day on the Chinese social media platform WeChat.

The notice also said employers should not limit recruitment to men, stipulate a preference for male job applicants or require pregnancy tests as a condition of employment.

Similar notices were posted by unions in the southern industrial hub of Shenzhen and the northwestern province of Qinghai.

The notices have been widely shared in recent days on Chinese social media, where users discussed the challenges that women face when applying for jobs.

“Female employees are expected to lie when employers ask about personal privacy during the job search process and give the employer a satisfactory answer if they really like the job,” said a user on the Chinese social media platform Xiaohongshu, also known as RedNote.

As much as some employers would prefer their female workers to remain single, women are getting the opposite instructions from the Chinese government, which has been pressuring them to get married and have children to help address the declining and fast-aging population.

Women are being encouraged to embrace more “traditional” roles in society as wives and mothers, and Chinese leader Xi Jinping has personally called on women to promote a “childbearing culture.”

Some have rushed to adopt Beijing’s line.

Last month, a company in China rolled back a policy that threatened never-married and divorced employees with termination if they were still single by the end of September following public uproar. 

The company’s notice had criticized single employees for “not responding to the national call.”

Despite women making strides in the workplace, achieving gender equality has been an uphill battle in China.

It was only in 2012 that the State Council, China’s Cabinet, prohibited employers from reducing female employees’ wages or terminating their contracts because of pregnancy and childbirth.

In an effort to encourage childbearing, Chinese officials have rolled out a series of measures including subsidies, improved child care and longer maternity leave.

Those measures have had limited impact on Chinese women, who cite fear of falling behind in their careers among the reasons they hesitate to have children.

A third of women in the country still take less than the 98 days of maternity leave they are entitled to, according to a survey last year by the Women’s Studies Institute of China.

Though the trade unions’ notices were praised by some as a step forward for women, others questioned whether companies would take them seriously.

“Will there be any punishment for violating the rules? Most likely not,” read one comment on Xiaohongs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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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问|美国学者瑞丽:如何从哲学视角看待人工智能发展?

 年少时初读中国经典《庄子》,美国加州大学河滨分校比较文学及语言学系教授瑞丽(Lisa Raphals)找到了不同于西方哲学的生活态度和思维方式。多年来,她潜心钻研早期中国和古希腊的比较研究。涉猎古典之余,瑞丽还对人工智能、认知科学等抱有浓厚兴趣。   近年来,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快速发展。人工智能会对哲学产生什么影响?哲学可为人工智能发展提供何种价值?在近日举办的第二届武夷论坛期间,瑞丽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从哲学视角出发,分享她对人工智能新浪潮的思考。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瑞丽:我们正处于一个非常有趣的历史性时刻。过去多个科学领域的研究表明,许多被我们视为理性决策的行为实则属于具身化行动,理性本身体现具身性特质。因此,脱离肉身的人工智能模型生成的“理性思维”,现正受到科学和人文领域的挑战,毕竟机器人无法像人类这般具身化存在。   有科学家曾提出,当人类使用钢笔、相机等工具时,这些器具便构成了身体的延伸。从这个视角看,人类数千年来始终在进行具身化拓展。如今,有人将人工智能的拟态能力等同于人类的具身性,我并不这样认为。人工智能与人类之间的根本界限在于,即便“模拟具身”(acting as embodied)与“真实具身”(being embodied)的外在表现可以无限趋近,但符号系统驱动的工具模拟与物理世界中的真实感知之间存在本质隔绝。   在我看来,人工智能与电子词典的底层逻辑非常相像,它们都通过数据处理快速匹配结果,虽然前者的处理规模和效率远超后者,但究其根本仍是脱离感官经验的符号操作。即使人工智能的模型架构复杂精妙,也无法企及“真实具身”与生俱来的主体性和感知力,存在根本性的“具身缺失”。 2025年3月6日,第21届天津工博会在国家会展中心(天津)启幕。图为今年首次增设的具身智能展区。中新社记者 佟郁 摄   瑞丽:回顾中国和古希腊的哲学传统,先哲们普遍将才智(intelligence)视为具身性的体现。这不仅是东西方经典之间的共鸣,也逐渐为现代科学所认可接受,形成了有趣的观念合流。   如前所述,人工智能可以通过算法模拟人类的具身行为,但与人类“真实具身”的生命体验之间存在本质差异。这引发我们思考,技术取代什么?为了谁的利益?以什么为代价?当人类赋予人工智能类意识行为特征时,技术拟态正在逐渐模糊“模拟智能”与“真实意识”的边界。这将触及人工智能革命的认知内核和伦理问题,需要我们重新审视“意识”的定义和意义。   人工智能既不具备对物理世界的现象感知,也缺乏共情能力和道德直觉。即便装载最完善的伦理算法库,其决策本质仍是数据流动,而非基于生命经验的价值判断。这种认知真空可能引发误判而不“自知”,造成危险的后果。   我在19岁时初读《庄子》,这部经典对我产生了巨大影响,其中“道”的意涵,难以在西方哲学里寻觅与之对应的概念。它为我提供了一种新的生活态度和思维方式,其价值并不在于日常的刻意练习,而更像潜移默化的思维转变,在思考问题时自然涌现。   当前人工智能发展若仅以西方价值观为蓝本,将导致文明视角的缺失。在西方世界,不同国家的价值取向大相径庭,但整体上个人主义的偏向仍是显著特征。世界不应陷于文明优劣的简单比较,而需在多元价值间寻求动态平衡。面对人工智能的全球化影响,中西方哲学智慧兼收并蓄,构建更具包容性的发展思维,尤为重要。   瑞丽:我认为技术“双刃剑”效应在人工智能发展方面十分显著。一方面,人工智能往往能提供新的灵感或见解,这并非取代人类智慧,而是开启新的思考维度。其不仅能帮助人类提升生产效率,还可揭示此前未曾触及的认知盲区。   另一方面,“算法黑箱”的负面作用不容小觑。这不仅可能触发安全风险,还可能在数据采集、推理、生成过程中,未经批判性过滤,吸收、采纳甚至深化社会偏见。   鉴于此,我认为人工智能发展呈现出复杂的多面性,应以审慎的态度稳步推进创新发展。正如一辆疾行在道路上的车,既要有掌握前行动力的方向盘和油门,也要配备即时响应、强而有力的中控系统和刹车制动。(完)   受访者简介: 美国学者瑞丽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中新社记者 吕明 摄   瑞丽(Lisa...

东西问丨郭保平:唐太宗唯一存世石碑蕴藏着何种治国安邦思想?

晋祠是中国现存最早的皇家祭祀园林,祠内现存宋、元、明、清等时期各式建筑100余座,宋元以来的雕塑100余尊,难老泉、周柏、宋代彩塑更是一同被誉为“晋祠三绝”。   在如此众多的历史古迹中,一块由唐太宗李世民于唐贞观二十年(公元646年)亲自撰文并书丹的碑刻,成为晋祠博物馆的“镇馆之宝”。这块石碑上究竟记录着什么?李世民为何要撰写此碑?近日,山西省太原市晋祠博物馆馆长郭保平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解读这块石碑的前世今生。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郭保平:据唐《元和郡县图志》载,《晋祠之铭并序》碑原在太原府治晋阳县的乾阳门街(遗址位于今古城营村);北宋《册府元龟》载,此碑“在(晋)祠中”,说明唐碑所处的位置在北宋时期已经发生变化,很可能就是在太平兴国九年(公元984年)建造圣母殿时,将唐碑移置晋祠的。   唐碑现立于晋祠贞观宝翰亭内,碑身高1.95米,宽1.2米,厚0.27米。碑额左右各雕螭首一对,齐头下垂,为唐代碑额的典型特点。额首书“贞观廿年正月廿六日”九字,属罕见的龙头飞白隶书。碑阴列长孙无忌、萧瑀、李勣、张亮、李道宗、杨师道、马周七位跟随李世民东征的初唐功臣亲笔签名和官衔。   这通石碑现基本保存完好,尽管历经千年沧桑,碑文依然清晰可见,整体结构完整,无明显裂痕和破损,只是下部三分之一字迹剥落受损较多。明末清初思想家、书法家傅山曾评价道:“余少时见唐碑,摹拓极精,后少模糊,遂导致此碑失其原貌,有妄男子镌而深之,颇失其质。”可见此碑在明代仍保存良好,至清初,方失其原貌。 晋祠博物馆镇馆之宝《晋祠之铭并序》碑。(晋祠博物馆供图)   郭保平:《晋祠之铭并序》碑为唐太宗李世民撰写并书丹的碑刻,创作于唐贞观二十年(公元646年)。唐太宗为何会在此立碑呢?隋末,李渊、李世民父子在晋阳起兵,建立唐朝。因此,晋阳也被视为“王业所基,国之根本”。公元646年,李世民率军亲征高句丽,久攻遇挫,士卒寒冻,于晋阳休整,重游晋祠。他当时已48岁,遥想18岁时晋阳起兵,不禁感慨万千,于是亲撰铭文并刻石立碑。全文共计1203字,内容大体可分为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提出“兴邦建国”必须亲信贵族,以作辅弼。认为如果没有亲属辅佐,不亲信贵族,就不能兴邦建国、巩固江山社稷,不施以仁政就不能得到民众拥戴。   第二部分,赞美了唐叔虞“承文继武,经仁纬义”的功德,称唐叔虞不愧是周室的栋梁,晋国的先祖。李世民用富有诗意的手法,以“六合为家”的英雄气概,运用“经仁纬义”的文笔,对晋祠的山光水色作了人格化的描述。   第三部分,揭发了隋炀帝的残暴统治。李世民的父亲李渊顺天应民,得到拥护,从而统一中国。他认为唐室政权固然是天命所归,人心所向,但“克昌洪业,实赖神功”,能够得到今天的大业还有赖于唐叔虞的神灵保佑,为此刻石立碑,留下了这通代表他晚年政治思想主张和绝妙书法的千古名碑。   第四部分,祝“天地可极,神威靡坠,万代千龄,芳猷永嗣”,希望唐叔虞能够继续保佑李家王朝,唐室天下,千秋永固,万岁无疆。   唐碑文辞严谨华丽,气势磅礴,内容丰富,政论与抒情结合,通过歌颂宗周政治和唐叔虞的建国策略,以反映唐太宗的治国理念,是研究李世民政治思想的珍贵史料。 始建于北宋太平兴国九年(公元984年)的晋祠圣母殿。(晋祠博物馆供图)   郭保平:《晋祠之铭并序》以行书入碑,示范之功,意义深远。清代史学家钱泳赞其曰:“古来书碑者,在汉、魏必以隶书,在晋、宋六朝必以真书,以行书碑者始于唐太宗之《晋祠铭》”。但其实关于行书入碑最早者应是太宗所做的《魏郑公碑》。赵明诚《金石录》中也有相关记载:“太宗御制并行书,贞观十七年正月”。因此碑在历史流转中未能幸免,故一般将流传至今最早的《晋祠之铭并序》列为行书入碑之始,也是中国现存最早的行书碑。   此外,碑文中的39个“之”字,千姿百态,形体各异;书写风格不同,潇洒飘逸,笔法由情而发,得心应手,展示了李世民作为帝王的气魄和性情,字里行间,彰显了唐朝生机勃勃的景象。   唐太宗传世书作甚少,此碑为其学习王羲之的经典之作,是书法史上的珍品,为研究唐代书法艺术极其珍贵的文物,具有很高的文化和艺术价值。   《晋祠之铭并序》碑不仅是书法艺术的瑰宝,更是唐太宗治国理念与政治智慧的深刻反映。不仅是李世民治国理念的生动展现,更是研究其政治思想及治国方略的第一手珍贵史料。   透过这块唐碑,我们得以窥见贞观之治时期国家繁荣的内在逻辑,领略到李世民在治国方略上的独到见解与创新实践。这些智慧与经验,不仅为当时的社会稳定与繁荣奠定了坚实基础,更为后世理解中国古代国家治理提供了宝贵的借鉴与启示。因此,在晋祠博物馆中,这块唐碑独树一帜,成为晋祠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晋祠效果图。(晋祠博物馆供图)   郭保平:《晋祠之铭并序》碑是研究、探讨初唐时期政治、文化、文学、书法艺术等方面珍贵的“石史”,也是唐太宗御制御书、唯一存世的原碑。唐太宗李世民以饱满的热情、华丽的辞藻、夸张的比喻,对晋祠的自然风光进行了精彩描绘,用反衬、对比的修辞手法,表现出晋祠山水的与众不同。为研究唐时晋祠的状况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见证。   《晋祠之铭并序》记录了唐太宗李世民在晋阳起兵后的历史变迁,见证了唐朝与晋祠之间的深厚渊源。唐碑歌颂宗周政治和唐叔虞初建晋国的史迹,总结了隋炀帝暴政的恶果,推崇贤德为尚、济世惠民、天人交感的周礼文化思想,为贞观王朝安邦建国奠定了核心的政治路线。特别是其“非德无以启化”,倡导为政以德的思想,与我们今天提出的“以德治国”,可谓一脉相传,对于我们今天正确处理德治与法治的关系、塑造治国理政的东方治理模式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完)

东西问丨巴桑卓玛:西藏寄宿制教育,谁最有发言权?

  受教育权是公民的基本权利之一,教育发展也是地区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1951年至2020年,国家累计投入教育经费2239.65亿元人民币,推动西藏建立起现代教育体系,并在整个西藏自治区实行15年公费教育。   教育发展如何改变西藏,西藏寄宿制教育是否符合高原实际,谁最有发言权?近日,西藏大学医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巴桑卓玛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以当地人视角进行解答。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巴桑卓玛:关于旧西藏的教育和医疗,我父母的经历可能有些代表性。我母亲是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生人,她不是旧西藏的贵族也不是农奴。她说小时候读过一段时间教会学校,算是会写一些藏文和算数。   我父亲也出生于1940年后,在旧西藏,他是一个孤儿,他的亲人根本就没有渠道和能力供他读书。   西藏和平解放后,父亲遇到了解放军,知晓他的孤儿身份后,送他去读了西藏公学(现西藏民族大学),后来他又在北京获得了中专文凭。   据统计,1951年,西藏人均寿命只有35.5岁。旧西藏医疗条件极其有限,这是导致人均寿命低的主要原因,许多疾病无法得到有效治疗。此外,旧西藏的社会经济状况也很落后,进一步加剧了人均寿命低的问题。   当然,旧西藏也有医疗机构。西藏自治区藏医院的前身门孜康就在现布达拉宫西面的药王山,但门孜康的覆盖能力有限。此外,旧西藏的医学不是一个专门学科,而是属于藏传佛教“大小五明”里的医方明。从前,西藏百姓求医看病是去寺庙找喇嘛,直到西藏解放后,才逐步建立起现代医疗体系,大幅得到改善。 在拉鲁湿地拍摄的布达拉宫与雪山。中新社记者 李林 摄   中新社记者:以你或身边人为例,现代教育如何改变西藏人的命运?   巴桑卓玛:我出生在1970年,大学考上了西藏大学,并开始了寄宿生涯。班主任次仁老师对我影响特别大。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拉萨还经常停电,次仁老师每次晚自习会带一个手电筒来教室,我们自习,他看书。如果遇到停电,他就一手举着手电筒,一手翻书,这个画面令我至今难忘。终身学习,有教无类,受他的学习精神影响,我开始自学英语,并报了夜校专门学习。   得益于国家教育援藏的政策,西藏大学与北京大学、四川大学、武汉大学等国内名校有了“组团式”援藏的支援模式。在西藏大学工作后,我两次前往北京大学医学部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此后,又有机会到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杜克大学等世界知名高校访学。   一个地区教育得以发展的背后,是整个社会经济状况的发展。假如没有制度保障,没有稳定的社会环境和经济基础,单个教育领域难有起色。 2025年3月10日,拉萨市第一小学一年级八班学生们在上藏语文课。当日,西藏拉萨市春季学期开学,各项教学工作有序开展。中新社记者 李林 摄   我目前在西藏大学医学院和西藏大学高原健康科学研究中心工作。值得一提的是,我们研究中心于2006年成立,发展到现在共有12人拥有博士学位,包括我在内的12名博士中,藏族有10人,这10人中5人来自农牧区,均是通过寄宿制教育成长起来的。一所高原大学里的一个研究中心有十多个博士,这在以前是无法想象的。   巴桑卓玛:我的女儿思丹拉姆是1995年出生的,在西藏读完小学后,又在江苏、北京继续学习,后出国读研。她是从初中就开始接受寄宿制教育的。我们希望孩子接受更好的教育,寄宿也是为了能有更好的未来。   西藏农牧区地广人稀,不论是藏北那曲或日喀则珠峰一带,或是远在“天边”的阿里地区,每天接送孩子上下学是不现实的。   在这样的客观条件下,实行寄宿制无疑是最优解。将有限的教育资源集中在交通、经济更好的城镇,为这些农牧区的学生提供良好的学习环境,使他们能够像城市学生一样接受高质量教育。这种模式有助于缩小城乡教育差距,提高教育公平性。   此前,我们在西藏各地做健康调研时还发现了一些现象。比如在一些偏远牧区,家庭饮食结构比较单一,蔬菜水果较少。部分农牧区问卷调查反馈,他们的家庭吃得较多的是土豆、白菜、萝卜等易储藏的菜类。地广人稀加上交通不便,使得孩子们更愿意去学校寄宿,因为学校吃得更好、更丰富,学习时间也更多。 2023年10月13日,班戈县中石化小学六年级一班尼玛拉增(左二)在学校食堂捏糌粑,孩子们说她们的早餐便是以糌粑为主。中新社记者 江飞波 摄。   巴桑卓玛:西藏教育发展过程中的课程体系设置,并非一蹴而就,国家和西藏自治区都在持续实践、探索。我是1989年西藏大学第一批双语(藏汉)师资班学生,举办师资班的原始意图是为西藏各地初高中输送多学科藏语授课的师资。但多年实践后发现,这和改革开放的浪潮并不完全相适应,和“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思想也有差距。   假设一群西藏的孩子只学习藏文藏语,而不学习国家通用语言和英语,那他们未来如何走出西藏,走出高原?如何面对日新月异的世界?   我认为,西藏教育的课程体系设置要符合发展实际,教育发展的路径要以西藏和西藏人的视角来评判。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西藏每10万人中拥有大学文化程度的由2010年的5507人上升到2020年的11019人。《西藏和平解放与繁荣发展》白皮书显示:目前西藏新增劳动力人均受教育年限提高到13.1年。这一数据也反映了西藏教育发展的成果。西藏教育的课程体系设置要与这种成果相适应。   现代教育要摒弃某种狭隘的思想,要不断实践、探索寻找有利于当地社会经济发展、适合当地实情的发展路径,如此,一个地方的人才会越走越远,这个地方的发展才会越来越好。(完) 2025年3月20日,巴桑卓玛在办公室,其身后是近年在西藏各地调研的资料。中新社记者 江飞波 摄。   巴桑卓玛,藏族,西藏大学医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附属Brigh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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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问|美国学者瑞丽:如何从哲学视角看待人工智能发展?

 年少时初读中国经典《庄子》,美国加州大学河滨分校比较文学及语言学系教授瑞丽(Lisa Raphals)找到了不同于西方哲学的生活态度和思维方式。多年来,她潜心钻研早期中国和古希腊的比较研究。涉猎古典之余,瑞丽还对人工智能、认知科学等抱有浓厚兴趣。   近年来,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快速发展。人工智能会对哲学产生什么影响?哲学可为人工智能发展提供何种价值?在近日举办的第二届武夷论坛期间,瑞丽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从哲学视角出发,分享她对人工智能新浪潮的思考。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瑞丽:我们正处于一个非常有趣的历史性时刻。过去多个科学领域的研究表明,许多被我们视为理性决策的行为实则属于具身化行动,理性本身体现具身性特质。因此,脱离肉身的人工智能模型生成的“理性思维”,现正受到科学和人文领域的挑战,毕竟机器人无法像人类这般具身化存在。   有科学家曾提出,当人类使用钢笔、相机等工具时,这些器具便构成了身体的延伸。从这个视角看,人类数千年来始终在进行具身化拓展。如今,有人将人工智能的拟态能力等同于人类的具身性,我并不这样认为。人工智能与人类之间的根本界限在于,即便“模拟具身”(acting as embodied)与“真实具身”(being embodied)的外在表现可以无限趋近,但符号系统驱动的工具模拟与物理世界中的真实感知之间存在本质隔绝。   在我看来,人工智能与电子词典的底层逻辑非常相像,它们都通过数据处理快速匹配结果,虽然前者的处理规模和效率远超后者,但究其根本仍是脱离感官经验的符号操作。即使人工智能的模型架构复杂精妙,也无法企及“真实具身”与生俱来的主体性和感知力,存在根本性的“具身缺失”。 2025年3月6日,第21届天津工博会在国家会展中心(天津)启幕。图为今年首次增设的具身智能展区。中新社记者 佟郁 摄   瑞丽:回顾中国和古希腊的哲学传统,先哲们普遍将才智(intelligence)视为具身性的体现。这不仅是东西方经典之间的共鸣,也逐渐为现代科学所认可接受,形成了有趣的观念合流。   如前所述,人工智能可以通过算法模拟人类的具身行为,但与人类“真实具身”的生命体验之间存在本质差异。这引发我们思考,技术取代什么?为了谁的利益?以什么为代价?当人类赋予人工智能类意识行为特征时,技术拟态正在逐渐模糊“模拟智能”与“真实意识”的边界。这将触及人工智能革命的认知内核和伦理问题,需要我们重新审视“意识”的定义和意义。   人工智能既不具备对物理世界的现象感知,也缺乏共情能力和道德直觉。即便装载最完善的伦理算法库,其决策本质仍是数据流动,而非基于生命经验的价值判断。这种认知真空可能引发误判而不“自知”,造成危险的后果。   我在19岁时初读《庄子》,这部经典对我产生了巨大影响,其中“道”的意涵,难以在西方哲学里寻觅与之对应的概念。它为我提供了一种新的生活态度和思维方式,其价值并不在于日常的刻意练习,而更像潜移默化的思维转变,在思考问题时自然涌现。   当前人工智能发展若仅以西方价值观为蓝本,将导致文明视角的缺失。在西方世界,不同国家的价值取向大相径庭,但整体上个人主义的偏向仍是显著特征。世界不应陷于文明优劣的简单比较,而需在多元价值间寻求动态平衡。面对人工智能的全球化影响,中西方哲学智慧兼收并蓄,构建更具包容性的发展思维,尤为重要。   瑞丽:我认为技术“双刃剑”效应在人工智能发展方面十分显著。一方面,人工智能往往能提供新的灵感或见解,这并非取代人类智慧,而是开启新的思考维度。其不仅能帮助人类提升生产效率,还可揭示此前未曾触及的认知盲区。   另一方面,“算法黑箱”的负面作用不容小觑。这不仅可能触发安全风险,还可能在数据采集、推理、生成过程中,未经批判性过滤,吸收、采纳甚至深化社会偏见。   鉴于此,我认为人工智能发展呈现出复杂的多面性,应以审慎的态度稳步推进创新发展。正如一辆疾行在道路上的车,既要有掌握前行动力的方向盘和油门,也要配备即时响应、强而有力的中控系统和刹车制动。(完)   受访者简介: 美国学者瑞丽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中新社记者 吕明 摄   瑞丽(Lisa...

东西问丨郭保平:唐太宗唯一存世石碑蕴藏着何种治国安邦思想?

晋祠是中国现存最早的皇家祭祀园林,祠内现存宋、元、明、清等时期各式建筑100余座,宋元以来的雕塑100余尊,难老泉、周柏、宋代彩塑更是一同被誉为“晋祠三绝”。   在如此众多的历史古迹中,一块由唐太宗李世民于唐贞观二十年(公元646年)亲自撰文并书丹的碑刻,成为晋祠博物馆的“镇馆之宝”。这块石碑上究竟记录着什么?李世民为何要撰写此碑?近日,山西省太原市晋祠博物馆馆长郭保平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解读这块石碑的前世今生。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郭保平:据唐《元和郡县图志》载,《晋祠之铭并序》碑原在太原府治晋阳县的乾阳门街(遗址位于今古城营村);北宋《册府元龟》载,此碑“在(晋)祠中”,说明唐碑所处的位置在北宋时期已经发生变化,很可能就是在太平兴国九年(公元984年)建造圣母殿时,将唐碑移置晋祠的。   唐碑现立于晋祠贞观宝翰亭内,碑身高1.95米,宽1.2米,厚0.27米。碑额左右各雕螭首一对,齐头下垂,为唐代碑额的典型特点。额首书“贞观廿年正月廿六日”九字,属罕见的龙头飞白隶书。碑阴列长孙无忌、萧瑀、李勣、张亮、李道宗、杨师道、马周七位跟随李世民东征的初唐功臣亲笔签名和官衔。   这通石碑现基本保存完好,尽管历经千年沧桑,碑文依然清晰可见,整体结构完整,无明显裂痕和破损,只是下部三分之一字迹剥落受损较多。明末清初思想家、书法家傅山曾评价道:“余少时见唐碑,摹拓极精,后少模糊,遂导致此碑失其原貌,有妄男子镌而深之,颇失其质。”可见此碑在明代仍保存良好,至清初,方失其原貌。 晋祠博物馆镇馆之宝《晋祠之铭并序》碑。(晋祠博物馆供图)   郭保平:《晋祠之铭并序》碑为唐太宗李世民撰写并书丹的碑刻,创作于唐贞观二十年(公元646年)。唐太宗为何会在此立碑呢?隋末,李渊、李世民父子在晋阳起兵,建立唐朝。因此,晋阳也被视为“王业所基,国之根本”。公元646年,李世民率军亲征高句丽,久攻遇挫,士卒寒冻,于晋阳休整,重游晋祠。他当时已48岁,遥想18岁时晋阳起兵,不禁感慨万千,于是亲撰铭文并刻石立碑。全文共计1203字,内容大体可分为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提出“兴邦建国”必须亲信贵族,以作辅弼。认为如果没有亲属辅佐,不亲信贵族,就不能兴邦建国、巩固江山社稷,不施以仁政就不能得到民众拥戴。   第二部分,赞美了唐叔虞“承文继武,经仁纬义”的功德,称唐叔虞不愧是周室的栋梁,晋国的先祖。李世民用富有诗意的手法,以“六合为家”的英雄气概,运用“经仁纬义”的文笔,对晋祠的山光水色作了人格化的描述。   第三部分,揭发了隋炀帝的残暴统治。李世民的父亲李渊顺天应民,得到拥护,从而统一中国。他认为唐室政权固然是天命所归,人心所向,但“克昌洪业,实赖神功”,能够得到今天的大业还有赖于唐叔虞的神灵保佑,为此刻石立碑,留下了这通代表他晚年政治思想主张和绝妙书法的千古名碑。   第四部分,祝“天地可极,神威靡坠,万代千龄,芳猷永嗣”,希望唐叔虞能够继续保佑李家王朝,唐室天下,千秋永固,万岁无疆。   唐碑文辞严谨华丽,气势磅礴,内容丰富,政论与抒情结合,通过歌颂宗周政治和唐叔虞的建国策略,以反映唐太宗的治国理念,是研究李世民政治思想的珍贵史料。 始建于北宋太平兴国九年(公元984年)的晋祠圣母殿。(晋祠博物馆供图)   郭保平:《晋祠之铭并序》以行书入碑,示范之功,意义深远。清代史学家钱泳赞其曰:“古来书碑者,在汉、魏必以隶书,在晋、宋六朝必以真书,以行书碑者始于唐太宗之《晋祠铭》”。但其实关于行书入碑最早者应是太宗所做的《魏郑公碑》。赵明诚《金石录》中也有相关记载:“太宗御制并行书,贞观十七年正月”。因此碑在历史流转中未能幸免,故一般将流传至今最早的《晋祠之铭并序》列为行书入碑之始,也是中国现存最早的行书碑。   此外,碑文中的39个“之”字,千姿百态,形体各异;书写风格不同,潇洒飘逸,笔法由情而发,得心应手,展示了李世民作为帝王的气魄和性情,字里行间,彰显了唐朝生机勃勃的景象。   唐太宗传世书作甚少,此碑为其学习王羲之的经典之作,是书法史上的珍品,为研究唐代书法艺术极其珍贵的文物,具有很高的文化和艺术价值。   《晋祠之铭并序》碑不仅是书法艺术的瑰宝,更是唐太宗治国理念与政治智慧的深刻反映。不仅是李世民治国理念的生动展现,更是研究其政治思想及治国方略的第一手珍贵史料。   透过这块唐碑,我们得以窥见贞观之治时期国家繁荣的内在逻辑,领略到李世民在治国方略上的独到见解与创新实践。这些智慧与经验,不仅为当时的社会稳定与繁荣奠定了坚实基础,更为后世理解中国古代国家治理提供了宝贵的借鉴与启示。因此,在晋祠博物馆中,这块唐碑独树一帜,成为晋祠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晋祠效果图。(晋祠博物馆供图)   郭保平:《晋祠之铭并序》碑是研究、探讨初唐时期政治、文化、文学、书法艺术等方面珍贵的“石史”,也是唐太宗御制御书、唯一存世的原碑。唐太宗李世民以饱满的热情、华丽的辞藻、夸张的比喻,对晋祠的自然风光进行了精彩描绘,用反衬、对比的修辞手法,表现出晋祠山水的与众不同。为研究唐时晋祠的状况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见证。   《晋祠之铭并序》记录了唐太宗李世民在晋阳起兵后的历史变迁,见证了唐朝与晋祠之间的深厚渊源。唐碑歌颂宗周政治和唐叔虞初建晋国的史迹,总结了隋炀帝暴政的恶果,推崇贤德为尚、济世惠民、天人交感的周礼文化思想,为贞观王朝安邦建国奠定了核心的政治路线。特别是其“非德无以启化”,倡导为政以德的思想,与我们今天提出的“以德治国”,可谓一脉相传,对于我们今天正确处理德治与法治的关系、塑造治国理政的东方治理模式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完)

东西问丨巴桑卓玛:西藏寄宿制教育,谁最有发言权?

  受教育权是公民的基本权利之一,教育发展也是地区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1951年至2020年,国家累计投入教育经费2239.65亿元人民币,推动西藏建立起现代教育体系,并在整个西藏自治区实行15年公费教育。   教育发展如何改变西藏,西藏寄宿制教育是否符合高原实际,谁最有发言权?近日,西藏大学医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巴桑卓玛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以当地人视角进行解答。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巴桑卓玛:关于旧西藏的教育和医疗,我父母的经历可能有些代表性。我母亲是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生人,她不是旧西藏的贵族也不是农奴。她说小时候读过一段时间教会学校,算是会写一些藏文和算数。   我父亲也出生于1940年后,在旧西藏,他是一个孤儿,他的亲人根本就没有渠道和能力供他读书。   西藏和平解放后,父亲遇到了解放军,知晓他的孤儿身份后,送他去读了西藏公学(现西藏民族大学),后来他又在北京获得了中专文凭。   据统计,1951年,西藏人均寿命只有35.5岁。旧西藏医疗条件极其有限,这是导致人均寿命低的主要原因,许多疾病无法得到有效治疗。此外,旧西藏的社会经济状况也很落后,进一步加剧了人均寿命低的问题。   当然,旧西藏也有医疗机构。西藏自治区藏医院的前身门孜康就在现布达拉宫西面的药王山,但门孜康的覆盖能力有限。此外,旧西藏的医学不是一个专门学科,而是属于藏传佛教“大小五明”里的医方明。从前,西藏百姓求医看病是去寺庙找喇嘛,直到西藏解放后,才逐步建立起现代医疗体系,大幅得到改善。 在拉鲁湿地拍摄的布达拉宫与雪山。中新社记者 李林 摄   中新社记者:以你或身边人为例,现代教育如何改变西藏人的命运?   巴桑卓玛:我出生在1970年,大学考上了西藏大学,并开始了寄宿生涯。班主任次仁老师对我影响特别大。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拉萨还经常停电,次仁老师每次晚自习会带一个手电筒来教室,我们自习,他看书。如果遇到停电,他就一手举着手电筒,一手翻书,这个画面令我至今难忘。终身学习,有教无类,受他的学习精神影响,我开始自学英语,并报了夜校专门学习。   得益于国家教育援藏的政策,西藏大学与北京大学、四川大学、武汉大学等国内名校有了“组团式”援藏的支援模式。在西藏大学工作后,我两次前往北京大学医学部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此后,又有机会到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杜克大学等世界知名高校访学。   一个地区教育得以发展的背后,是整个社会经济状况的发展。假如没有制度保障,没有稳定的社会环境和经济基础,单个教育领域难有起色。 2025年3月10日,拉萨市第一小学一年级八班学生们在上藏语文课。当日,西藏拉萨市春季学期开学,各项教学工作有序开展。中新社记者 李林 摄   我目前在西藏大学医学院和西藏大学高原健康科学研究中心工作。值得一提的是,我们研究中心于2006年成立,发展到现在共有12人拥有博士学位,包括我在内的12名博士中,藏族有10人,这10人中5人来自农牧区,均是通过寄宿制教育成长起来的。一所高原大学里的一个研究中心有十多个博士,这在以前是无法想象的。   巴桑卓玛:我的女儿思丹拉姆是1995年出生的,在西藏读完小学后,又在江苏、北京继续学习,后出国读研。她是从初中就开始接受寄宿制教育的。我们希望孩子接受更好的教育,寄宿也是为了能有更好的未来。   西藏农牧区地广人稀,不论是藏北那曲或日喀则珠峰一带,或是远在“天边”的阿里地区,每天接送孩子上下学是不现实的。   在这样的客观条件下,实行寄宿制无疑是最优解。将有限的教育资源集中在交通、经济更好的城镇,为这些农牧区的学生提供良好的学习环境,使他们能够像城市学生一样接受高质量教育。这种模式有助于缩小城乡教育差距,提高教育公平性。   此前,我们在西藏各地做健康调研时还发现了一些现象。比如在一些偏远牧区,家庭饮食结构比较单一,蔬菜水果较少。部分农牧区问卷调查反馈,他们的家庭吃得较多的是土豆、白菜、萝卜等易储藏的菜类。地广人稀加上交通不便,使得孩子们更愿意去学校寄宿,因为学校吃得更好、更丰富,学习时间也更多。 2023年10月13日,班戈县中石化小学六年级一班尼玛拉增(左二)在学校食堂捏糌粑,孩子们说她们的早餐便是以糌粑为主。中新社记者 江飞波 摄。   巴桑卓玛:西藏教育发展过程中的课程体系设置,并非一蹴而就,国家和西藏自治区都在持续实践、探索。我是1989年西藏大学第一批双语(藏汉)师资班学生,举办师资班的原始意图是为西藏各地初高中输送多学科藏语授课的师资。但多年实践后发现,这和改革开放的浪潮并不完全相适应,和“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思想也有差距。   假设一群西藏的孩子只学习藏文藏语,而不学习国家通用语言和英语,那他们未来如何走出西藏,走出高原?如何面对日新月异的世界?   我认为,西藏教育的课程体系设置要符合发展实际,教育发展的路径要以西藏和西藏人的视角来评判。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西藏每10万人中拥有大学文化程度的由2010年的5507人上升到2020年的11019人。《西藏和平解放与繁荣发展》白皮书显示:目前西藏新增劳动力人均受教育年限提高到13.1年。这一数据也反映了西藏教育发展的成果。西藏教育的课程体系设置要与这种成果相适应。   现代教育要摒弃某种狭隘的思想,要不断实践、探索寻找有利于当地社会经济发展、适合当地实情的发展路径,如此,一个地方的人才会越走越远,这个地方的发展才会越来越好。(完) 2025年3月20日,巴桑卓玛在办公室,其身后是近年在西藏各地调研的资料。中新社记者 江飞波 摄。   巴桑卓玛,藏族,西藏大学医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附属Brigh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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